“解剖城市病：不全怪城市化 管理落后是病根”

本篇文章2801字，读完约7分钟

来源:经过记者旺霞

本月23日，《广州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缓解方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广州市交通委员会一口气发布了30手交通拥堵治理方案。

北京市的拥堵对策方案刚刚“拉开帷幕”，广州市的拥堵对策方案也有不少大中城市等不及“台下的候车点”，还没有进入彩排的一环。 深圳市交通部门“放风”:深圳汽车密度跃居全国第一，缓解堵车迫在眉睫。

城市拥堵只是城市病的一个方面。 堵车治理方案出台后，北京出台了一系列控制人口指标的方案，加强了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看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面临着各种难题，城市病进入了集中爆发期。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的城市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无法反省。 如何减少和防范城市化中的社会风险？

城市化不会被城市病否定

nbd :根据社科院发布的年《城市蓝皮书》，截至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6.6%，10年间上升10.4%，无论是年净增加量还是城市人口总量，长期居世界第一。 你怎么评价这个速度？

周天勇: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水平与其城市化水平高度相关。 根据这个理论，中国的城市化率应该越高越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之一是人口和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但是，城市化的道路如何前进，在实践中我们积累了深刻的问题。 实际上，城市病等问题的发生，是因为城市管理没有跟上，是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代价，不能因为产生了负面影响就限制城市化。

一种说法是“农民工进入城市是人为的城市化，生活水平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我想说的是，人向城镇走去，谁也阻止不了，人口自然在流动。 实现城市化后再进城？ 我国的问题是城市化落后，不先进，与工业化先进不协调。 我国人均gdp达到了4000美元以上，但大多数人在城市没有住房。

要说土地，其实农村用地很多。 30年来，村庄扩张战术占了2亿亩土地，城市用了5000万亩，但向城市转移了4亿多人口。 很多人以为城市扩大了土地使用，但实际上农村土地分散，一个院子能占近一半的土地，但城市里有三四户人家占了一半的土地。 这个城市病不是城市化引起的。

杨重光:确实有问题。 遗憾的是，北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认识有些滞后。 事实上，北京的“十五”计划已经提到了控制人口，但一直没有实施。 如果那个时候能插手的话，时间上很合适。

城市快速发展的关键是人和资源。 我认为北京的人口需要合理规划，不能无序地快速发展和膨胀。 人需要空之间，城市对人口的容纳有限，但没有控制到北京。

另一方面，许多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规划是“自上而下”，征收农民土地，但中小城市接受农民吸引力不足，大城市接受能力也不足。 应该说城市化没有错，但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高城市化率和快速的发展速度。 我国城市化正在普遍推进，但不能忽视推进过程中各地的地区差异。

最近重庆提出了很多新的提法，但相对来说是历史上以前流传下来的提法，概念上没有创新，观察到浙江、广东等地的提法相对较新，措施也较新。

最后，春运运力紧张和大城市地铁拥挤不是交通运输部门的错。 运输能源的设计不能完全遵循最高峰的流量，会在高峰以外的时间造成很大的浪费。 还是应该从更高的水平上规划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化的重要性应重视质量

nbd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80%贡献来自城镇，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确实有一部分农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但数量少，大量人口集中在大中型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应该观察什么呢？

杨重光:北京的就业条件优势明显，但另一方面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特别是水资源越来越紧张。 我注意到，北京在这方面越来越像纽约，尽管有行政手段的协助，但实际上大多选择使用经济手段控制人口。

首先，北京的地价房价非常高，其本身就是调控经济的手段，引导人口向房价低的城市转移，促进城市之间的资源平衡。 其次，由于水资源匮乏，北京的水价也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费用也高于其他城市，北京的生活价格也很高，也是合理的诱惑。

应该说城市化的质量比速度更重要。 我们的城市化有误解，经常将城市化理解为大城市化。 城市化是农民进城，就地融入城市生活，要求农民工大量进城，这不是城市化。 城市化的内涵包括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快速发展、中等城市快速发展，这才是城市化的初衷。 即使城市生活人口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但如果城市经济效益减退，居民生活质量不高，也只是表面上的城市化。

周天勇:对。 城市化缓慢也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例如，英国、德国的人口密度比我们大，工业也比中国发达得多，但他们的生态环境依然很好。

如果不公平，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城市化[/s2/]

nbd :城市应该如何合理制定快速发展方向和快速发展目标？

周天勇:历史上我国曾用分割城乡的方法限制人口流动。 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前10年对农村生活人口向城市转移仍在实施限制政策； 中间十年，政府开始认识到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性，但在犹犹豫豫的十年里，政府开始做这件事，试图消除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但还没有贯彻落实。

例如，人口户籍始终不开放，暂住证制度不能保证进城的农民工享受城市教育、卫生、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公共服务。

必须强调的是，人口迁移是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快速发展差距，特别是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阻碍了人口迁移，从而加剧了城乡、地区、居民之间的快速发展和收入差距。

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道路，在保证进入城市的人口“进入”之后，应该“留下”。 在城市就业居住达到法定时间的人口，可以在同一城市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不得存在身份上的制度歧视。 政府应当在城市保证进城的农村生活人口有比较完整的退出农村资产机制，使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有体面的家庭、可以团聚的安居住房。

杨重光:一个重要问题是二三级城市的优势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首先，应该有将投资从大城市转移到大城市周边和中小城市，改变中小城市产业快速发展、技术设施、就业岗位设置滞后问题的整体投资战术。

此外，对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支持也不够。 中小企业应该认识到与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有关联。 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不顺利，劳动力转移到了大城市。

再者，地区的快速发展是不均衡的。 东快西慢，西部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东部地区农村就业形势也比西部好得多。

什么是市民，什么是农民？ 不管户籍是什么，只要能够将农村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整体提高到城市水平，农村户籍就不需要计入城市户籍。 区别在于两者的社会保障程度不同，界限分明，差距明显。 只有弥补这个差距，公共福利才能平等化，大部分问题都会得到处理。

结束语:城市首先是人的聚合物，城市也是全体市民的城市，城市为市民的幸福服务。 我们追求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希望民生活得更幸福。

与客人的对话

杨重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周天勇中央党校委员会研究室

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