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猛：“民穷”让“温和通胀”不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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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研究员梁猛

说，中国是经济大国，不是经济强国。 虽然可能不存在区分大国和强国的普遍标准，但有些是肯定的，即“从量到质”，中国经济变化的方向有些是从量的大国向质变化的强国。 但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后，最大的疑问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质变也是“好”“可持续”的质变，可能会引起“坏”“不可持续”的质变。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经济快速发展中需要控制平衡的问题越来越多，可用的经济和政策手段越来越少 中国经济就像高空杂技演员一样，钢丝离地面越来越高，平衡问题越来越严峻，但手中的平衡杆越来越短。 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仍然必须保持前进的速度，难度非常大。

一、人民币内部贬值和对外升值并存

目前，人民币存在内部贬值(通货膨胀)和对外升值并存的非常罕见的情况。 这是一对矛盾。 人民币内部贬值对外升值的原因总结为四个字:国富民贫。

“国富”是人民币对外升值的直接原因。 我国gdp增长迅速、持续，国外对人民币的诉求很强。 自今年6月扩大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范围以来，用人民币结算的贸易中有8成以上为进口，部分试点地区达到9成。 面对如此旺盛的人民币海外诉求，人民币对外升值不难理解。

“民穷”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而是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才显得通货膨胀问题突出。 事实上，这几年我国通货膨胀不严重，3%~5%的通货膨胀率非常温和。 如果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那么温和的通货膨胀也不是问题。

“民穷”的根源在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方法。 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由于工资低和社会保障不足，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存在“尊严”问题。 据说中国工人工资上涨过多，就会失去人力资源的存量，失去国际竞争力。 这不合逻辑。 因为代表公司生产价格的ppi的上升速度一般比cpi快，但中国的整体生产能力并没有下降，反而迅速上升。 公司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产品创新和加强管理很好地缓解价格上涨的压力，但很少为工人增加工资。 这显然说不通。 (/br/) )/br/) )因此，要应对内切对外升值的矛盾现象，除了着力于收入分配问题以外没有其他方法。 收入分配问题只有从城乡两方面，多采取措施，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二、城市化和农村建设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城市化必然会导致很多基础设施，对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来说，过度城市化未必是苦口良药。 在不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农民在农村富裕起来，提高留在城市的机会价格，减轻城市化压力，减缓城市化进程。

让农民富裕的方法很简单，和工业公司没有什么不同。 从收入中减去价格后就是利润。 农民收入丰收，另一方面要购买好的成本。 另外，也有第三个条件。 农民真的要接受好的成本，防止农业资金上涨。 但是，如果农产品买到较好的成本，就会发生我们之前讨论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在全年的通货膨胀中，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贡献率很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今年10月的cpi增速中，食品类价格上涨的贡献率达到了74%。 另外，农民可能得不到价格上涨的好处，但除了在中间阶段获取大部分利润外，在农资方面，农民也要好好承受价格上涨的痛苦。

至少4个领域的事业可以尽快展开。 一是普遍提高城市居民工资性收入二是减税(含关税)三是严格监控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销售四是大幅降低公路收费标准，降低物流价格。

三、贸易盈余和fdi毫无疑问需要有方向的调整

，进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 )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碳排放的角度看，商品出口，而且其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仍在我国。 如果认为商品及其相应的碳排放量在进出口过程中出现了正相反的趋势，也就是说我们进口商品出口了碳排放量，但出口商品时却进口了碳排放量。

从这个立场出发，购买和采用进口商品是低碳费用行为。 我国快速发展对外贸易时，应该观察贸易顺差与碳排放净进口的关系。

另一个与碳排放相关的是外商投资公司。 fdi公司在中国进行生产，带来了技术、设备、资金、就业，也带来了碳排放。 也简称为“排放转移”。 我国必须对引进外资的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防止一些高碳排放和高污染项目进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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